真的用隐私交换安全和便利吗?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原文刊登于10月8日《北京日报》。

监控一直是西方社会非常关注的问题,社会学、传播学等很多学科都有大量的研究,西方一些学者认为现代社会的监控越来越升级,已经成为一个“监控社会”。进入大数据时代,监控出现了质的变化,原来各种类型的监控手段出现了整合,监控的力量变得异常强大。以视频监控手段CCTV(即闭路电视, 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的简称)为例,它已经不是单一的视频监视和图像记录、储存了,与智能化身份识别、动作识别结合在一起,大量的视频监控信息构成了大数据,大数据加智能分析和云计算再与其他的监控信息关联 (比如与身份识别数据库关联,也可以与个人的消费等信息关联) ,构成一个人完整的数字人格。大数据时代信息来源于许多方面,既包括政府机关、商业企业收集的个人信息,也包括个人输入和提供的信息,比如可穿戴设备产生的大量个人信息,以及智能手机使用所产生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的整合构成了大数据监控。在大数据时代,理论上个人信息无论是身体本身的信息,还是身体延伸出来的信息都没有办法隐藏,只要愿意都可以通过一定手段获得。原来的监控是依靠场景设计实现“全景敞视”,现在则是不改变原有形态对个人信息实现显微、放大和关联,把碎片信息整合,构成完整的行为和心理刻画,实质上个人已经无力保护自己的隐私了,隐私终结了。

大数据带来了隐私的终结。大数据时代人们还用隐私作为通货来交换生活的便利。信息科技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便利,比较典型的是智能手机的发展,它几乎成为一个全能的工具,除了原有的通讯功能外,社交网络工具使得人们产生了依赖,导航、约车、购票、值机,购物、支付服务费用、银行账户管理等,它给人们带来的便捷使得人们已经到了几乎无法离开手机的地步。而在人们手机的使用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个人信息和隐私信息,而大量的信息都是个人主动提供的,比如手机解锁的指纹、脸部识别等,都是不知不觉、心甘情愿地把一些个人隐私信息输入无形的网络。在人们把隐私作为通货交换生活便利的时候,人们有条件地放弃了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把希望寄托在个人信息不可能被滥用的假设和期冀之上。

“剑桥分析事件”(这一事件的关注点是剑桥公司利用不当收集的8700万脸书用户的个人数据来为美国大选参选人提供数据采集、分析和战略传播)是给全社会的一个警告,我们真的愿意用隐私交换安全和便利吗?剑桥分析利用了人们对隐私让渡的权利,用很低的价格购买了隐私,但却进行了越权的处理,非法对人们的个人信息进行分析,通过有目的的信息推送来改变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失去的不仅是个人隐私,还有个人的自主性,而这一切是在个人无意识下进行的。大数据时代人们生活在信息科技中,信息生活的便利性使得人们选择了用隐私来交换。但随着信息化、大数据化的深入,人们其实已经没有选择,如果不选择隐私让渡就意味着生活的不便利或者会带来困难,隐私让渡将从自愿转为无条件服从。因为隐私的终结带来隐私的贬值,隐私作为通货所能交换的价值将降低,为了换取便利性而丧失了个人的自主性,代价更大。

最近,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法案》开始实施。这个法案强化了数据保护和个人隐私权,法案的实施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也将为各国面对大数据时代数据监控和个人隐私保护之间的问题和冲突提供一个可贵的探索。这个法案从数据主体、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数据监管者三个方面来规范个人数据的保护。法案提出了一些数据监控必须遵守的原则,可以比较好地保障个人隐私的边界。例如:数据不应该以非法或不正当手段获取;收集的目的具体、准确,不用于其他目的;数据的收集仅限于必要的最低程度;保证数据的安全;数据控制者对于数据负有责任;合法性、目的限制、数据最小化、数据准确、完整性、机密性和问责制等原则。我国也应该尽快出台数据使用方面的法律,规范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和相关数据的使用,规范网络行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