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实践的理论反思——读《反思社会学导引》

作者:一里

《反思社会学导引》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华康德对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上的总结,勾勒出布迪厄有关实践的社会理论结构及其学术的轮廓;第二部分是是布迪厄与芝加哥大学研讨班学生之间的对话,通过这对话布迪厄澄清了他的理论中的那些看似矛盾的要点以及其中的晦涩之处,以便于读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第三部分是布迪厄在巴黎研讨班上的导论性质的发言,在这讨论课上,他更强调的是一种产生社会学创造力的一般性倾向。
1、迈向社会实践理论的结构与逻辑
布迪厄认为,社会具有两种存在方式,一个是“初级的客观性”, 即各种物质资源的分配, 另一个是“次级的客观性”, 即人们微观的身心图式以及在该图式指导下的实践行动。 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两种对社会的错误的解读方式: 第一种解读是社会物理学, 即将社会看成是一个客观的结构,而无视居住其间的人们的各自看法与主观感受,在布迪厄看来这种解读方式一方面将各种结构看成一种自主实体, 从而可能会使抽象的结构概念物化;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它只能消极地把握实践,即这种视角只能是从事后推论事前,通过业已发生的结果来推论产生此现象原因,不仅容易陷入“存在即合理”的漩涡, 而且从更广泛意义上讲, 这种视角将行动者条件性、 不确定的行为选择转变为了行为在某时某地的确定性发生,而未能看到当时其他的各种可能的选项。第二种解读方式社会现象学,它将社会理解为社会行动者日常生活中持续不断的实践活动。 很明显这种方式也具有硬伤, 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对社会结构的界定,它将社会结构理解为只是个人策略和分类活动的聚合,但是它没有看到这种由行为聚合而成的社会结构对个人的行为与实践具有很强的影响。因此,布迪厄反对将社会学中的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的对立,或者说主张应当超越这种二元对立,来寻求社会的本质。
然后布迪厄提出反对传统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对立,以及“情景主义”对二者的虚假超越,而是主张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倾向,即通过行动者之间、行动者与客观结构之间的关系来分析行动者的行为倾向。根据这种关系主义方法论,布迪厄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概念:场域和惯习。所谓场域,是指附带一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之间的关系总和,“是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社会便是各个相对自主的场域的聚合,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而参与者在场域中彼此竞争, 以确立在场域中的优势地位,而这种竞争与冲突的过程也使得场域具有某种历史性的动态变化与调适能力。而惯习,是指积淀在人身体内的历史关系,“是一种结构形塑机制”。惯习作为外在结构内化的结果,体现着过去各种经验的对身心的历史性影响,并为行动者的直觉、 评判和行动提供着身心图式。而那些拥有历史性惯习的行动者在场域中行动所依据的是一种“实践感”,通过这“实践感”力图说明,行动者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客观趋向的“行动方式”,即个体行为受到客观结构的影响,而不是对也以计算过的目标的有意图的、预先计划好的追求。由此通过场域的构建和对惯习的分析,建构了“总体性社会科学”,用以反对早熟的科学专业化以及它所带来的琐碎的劳动分工, 而是将社会看成是一个整体,将社会学看作一门总体性科学,并主张将理论工作与经验研究彼此以最彻底的方式相互渗透,每一项研究工作都同时既是经验性的,又是理论性的。
2、反思社会学的论题
在研究社会时,布迪尔反对将自身从社会中完全抽身而出,这“实际处境是置身于对象之外,从而使远距离地、高高在上地观察他的对象”是对实践产生偏见的直接原因,即生产理论知识的条件并非产生实践的原因。但是这种实践与常人方法学主张的情景主义仍然具有本质区别,原因就在于常人方法学忽视了对客观结构的勾画,以致对现象的全盘接受和“去政治化”,而没有考虑过改变。
在谈到对特定场域描述时,布迪尔提出从场域角度进行分析涉及三个必不可少的相互联系的环节,首先必须分析该场域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其次,必须勾画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最后,还要分析场域中行动者的惯习,即各种各样的性情倾向系统。
在谈到惯习与自觉之间的关系时,即意识是否具有摆脱结构束缚的功能。布迪尔认为是不能的,但是这也并不是说意识就不能够发挥作用。而情境强加给我们的力量有一部分正是我们赋予它的,因此我们可以去改变对情境的感知理解,从而改变我们对它的反应。也就是说,“行动者有意识地自觉把握他们与自身性情倾向的关系……借助自觉意识,行动者可以经过反复思量,让他们的性情倾向‘发作’, 或是相反压制住这些性情倾向,或者让两种性情倾向彼此对立、争斗”。

3、反思社会学的实践
这部分布迪厄主要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总结。首先是“传承一门手艺”,即学会将高度抽象的问题转化成实践上完全可行的科学操作;其次是从关系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抗拒那种用实体主义方式来思考社会世界的基本倾向;再次需要彻底的质疑,与常识划清界限, 避免受到作为研究对象的那些问题的控制,就必须追溯这些问题的缘起,看看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地建构起来的,把科学理性从实践理性的重重包围中解救出来,避免实践理性侵蚀科学理性,避免那些本应该成为知识对象的东西,也就是所有构成社会世界实践感的东西, 所有赋予活生生的世界以结构的各种知觉与理解的预设和图式,都被当作知识的手段来使用。然后需要摆脱双重约束所造成的两难困境, 但是解决这种两难困境就要求每个学者转换自己的关注方式,与所有在社会秩序和科学秩序中支撑着那些预先建构的观念的各种事物以及这些观念本身决裂;最后,将社会学家与他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从而避免受到背后强大的社会决定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