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 story:怎样理解宗族制度中的女性

作者:莫小年

一、问题意识:女性主义的启发

女性主义重视女性经验的价值,并向“男流”式的认知惯习提出挑战,丰富与拓展了对现实的理解。于中国社会而言,家庭是一个重要、有趣、充满魅力的设置,但对家庭的阐释也不乏男性本位特征,有关传统中国家庭的判断即“宗族制度”就是如此。

父权制宗族是父系、父权、父居的三位一体,女性在其中不过是被压迫、受剥削的“他者”——这样的论述为人熟知,但当引入女性主义视角,审视女性在宗族中的生动在场,是否能够收获新的发现?又该如何认识这些新发现?本文拟讨论这两个问题。

二、对宗族制度的补充:三则片段

通过挖掘史料或走进田野,不少学者观察到女性在宗族制度中的身影。这部分呈现的三则片段,其对象跨越数代,作者的立场也不一致,但都陈述了同一现象:女性在宗族制度中自有其地位。多样文本与共通事实的并存,或可用来证实后者的效度。

第一,武曌在历史上留下独特的记忆,她曾提出要修改宗族制度中的服丧安排:“礼,父在为母服周年,则天皇后改服齐衰三年。”虽然对于武则天是否具有女性主义倾向,尚存在争议,但似乎并无疑问的是,相比于嵩山封禅、五次亲蚕礼等政治化色彩强烈的举动,武则天看到“夫礼缘人情而立制,因时事而为范。……窃谓子之於母,慈爱特深。……若父在为母服止一期,尊父之敬虽周,服母之慈有阙”,故“今请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见《请父在为母终三年服表》)这一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诏令(虽当时并未实行),至少表达了对普罗女性贡献的认可,多少改变了宗族制度对女性的无视。

第二,在清代,经济的活跃、社会的流动松懈了封闭僵滞的规范,妇女与宗族制度的关系亦受到影响,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下层妇女与其出生家庭——娘家保持了“瓜恋”关系。毛立平发现,出于亲情和利益的共同作用,娘家通过民间调解、拐逃另嫁、对卖妻提起诉讼等方式,干预女儿失败的婚姻,某种程度上,娘家在婚姻瓦解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改变了宗族制度将嫁女边缘化为“泼出去的水”的做法(见《清代下层妇女与娘家的关系》),使女性有机会脱离宗族制度的束缚。

第三,崔应令在湖北恩施双龙村调查发现,通过姻亲原则(如突出娘舅的地位)、“母以子贵”等调整男性中心的宗族制度的方式,民国时期的女性在宗族家庭中获得了一定地位(见《柔性的风格》)。

上述三则材料为我们理解宗族制度的“概念”和“执行”提供了补充性的材料,通过强调在特定情境和特定机制中,女性的地位与价值、或娘家同女性的亲密性,它们改变了女性在宗族制度中沉默而被动的形象,

使我们对宗族制度的理解更加客观与全面。

三、对宗族制度的重构:从正式到实践

依照儒家文化的期待,并以相应的组织形式作为保障,宗族制度是制度化了的规范。布迪厄区分出正式的亲属关系和实践性亲属关系,前者是仪式性、制度化、场面上的,后者具有日常的、实际的、“俗”的一面。宗族制度体现了宗法社会的理想家庭意象,属于正式的亲属关系,而女性的地位,如下所述,则在实践性亲属关系中体现得更为充分。

例如,伊沛霞发现宋代妇女去世后,在“丈夫去世以前,她的牌位不会与其他祖先的摆在一起。换句话说,她作为祖先主要因为她是儿子父亲的妻子而不因为她是母亲”(见《内闱》)。相对的,许烺光根据1941到1943年在云南喜洲镇的调查发现,虽然当地的宗族制度规定只为父斩衰三年,但当地人对母亦如是,据他们说,这是为了报答母亲养育儿女的辛劳。两种事实和意涵的对比,刻画出正式的亲属关系(视妇女为“非社会性成人social adults”的宗族制度)与实践性亲属关系的深刻差异。

更值得关注的是,弗里德曼考察华南宗族组织时发现,祖先崇拜模式在不同层次的单位中具有差异,男性是大的宗族中的担纲者,女性则活跃在家户和家庭的祭祖活动中(见《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弗里德曼的结论似乎启发我们将正式/实践与宗族/家庭、男性/女性这三对范畴相对应,当宗族制度作为男性本位的正式亲属关系而延续时,规模小、结构简单、女性积极建构的家庭以其灵活性、情境性、权变性,成为实践性亲属关系的载体,是对宗族制度的变通。女性在家庭中的实践与男性在宗族中的权威,二者相对独立。

在大传统–小传统的二分中,实践性亲属关系对正式的亲属关系的变通,虽然在结果上可能只表现为边边角角或微不足道的改变,但就知识层面来说,对实践性亲属关系的承认是颠覆性的。实践性亲属关系不再视宗族制度的符号霸权为理所当然,它赋予女性在宗族之外的身份以可见性与合法性,重构了对宗族制度的理解。

四、经验论和立场论

女性主义认识论包括经验论、立场论和后现代主义三类。虽然都关注女性经验的价值,但一方面,经验论认为通过对科学准则的严肃坚持,即可以克服以往研究中的性别偏见。立场论则挑战所谓“科学”及其背后的权力,主张对女性而不是男性的经验和立场的关注,具有合法性。(因后现代主义具有解构气质,与本文分析关系不大,故不做分析)

回到上文指出的两种论述,可以看到:补充取向认为宗族制度这一对中国社会的概括需要添加女性信息,以作为完善,女性在宗族中依然是依附者,符合女性主义经验论的主张;在重构取向看来,应该被质疑的不仅是女性的失语或缺席,更是以宗族制度来概括传统家庭模式、涵盖传统女性经验的研究路径,体现出女性主义立场论的观点。

本文依据相关文本,探索了女性主义与宗族制度对话的两种方式及其认识论特征,囿于能力的有限,这里不拟评价补充取向与重构取向这两者的优劣高低,或许也毋需评判价值并固守其一,认识到每一种声音的意义,方能在开放与包容的风尚中,促进多元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