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底层对话:以性别为视角

作者:莫小年

语言拥有丰富、多变与暧昧的所指,有时,矫饰为客观、中立的取向恰成为无视甚至纵容暴力的遁辞,需要我们将视线和关怀更多地投向沉默的阴影——底层研究的初衷及意义便在于此,而具体的考察如何进行(性别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则端赖更细致的检讨。在呈现两个有关底层的本土化故事之前,不妨先简单梳理下底层研究的学理认识。

一、替底层说话·听底层说话·与底层对话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提出的“底层无法说话”论断早已为人熟知。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经由作为精英的知识分子与主导的权力结构之合谋,底层成为统治生态制造的“哑言主体”,其真实境遇被掩盖,表达空间也被荡平。在《底层人能说话吗》和《底层研究:解构历史编撰学》二文中,斯皮瓦克采用解构主义的进路,质疑了这一底层研究传统的权威性,此时,底层的信息由“反叛逆的文本或中坚分子的文献”所提供,于是“底层人的观点、意志、在场也不过是要使阅读的计划合法化的一个理论虚构”,作为“代言”的政治再现被作为“重新表现”的审美再现所取代。

文化批评学者Gayatri C. Spivak

可见在殖民主义提供的阐释框架中,底层研究不过是在越俎代庖地替底层说话,“底层人成了国家和有机知识分子大量说服以及必然施加的强制行为的结果”,他们“没有历史、不能说话”——对底层妇女尤然。

例如,印度底层女性的主体性就经过了本国男权统治和西方女性主义的两重篡改或者说涂抹,置身于男性主导的性别意识形态建构,女性底层阶级隐蔽在深厚的阴翳中,那是一片“为一种可阐释的文本所限制因而接触不到的空白”。

此外,就中国妇女史的研究范式来看,高彦颐(Dorothy Ko)反思的“五四妇女史观”与曼素恩(Susan Mann)质疑的“‘对西方回应’(response to the-West)的范例”也是“替底层说话”的代表,这些曾经的主流思路让充满政治意味的想象先行,制造与再生产出如此迷思:历史上的中国妇女莫不且只能是父权钳制下的无辜受害者。

针对复原底层人群特别是底层妇女的研究困境,斯皮瓦克建议去关注社会文本中被抑制的声音而非书页间轻飘飘的几页纸,面对“异质的他者”,学者“并不是要代表他们,而是要学会表现他们”,即去听底层说话。特别是对底层女性的聚焦,需要把妇女作为结构的而不是边缘的问题来提出,向那种包裹着精英立场、殖民主义、男性中心等霸权的话语,做出彻底的反思与坚决的反叛。

相比于斯皮瓦克对独立的底层主体和纯粹的底层真实的执着,贺萧(Gail Hershatter)的态度无疑和缓了许多,也启发出更多的研究可能。不论考察娼妓还是农妇,贺萧都发现在“事实”和“事实”的生产过程之间无法划出清晰界限,二者总是彼此构成、彼此成就,故而重要的是,回归到纵横交错的关系特别是权力网络中去。

此时,对底层的阐释恰如“剥洋葱”,寻找“想象中的本质内核”只能得到“剥下来的一堆东西和刺痛的双眼”,但如果人们感兴趣的“是洋葱的形状和纹理质地,是其层层相包、层间有豁的构造方式,是其看似浑然一体然而一剥便沿着起先看不见的裂缝纷纷散落的情形,是调查洋葱内里状况的行为切实改变整个洋葱形状的过程,是洋葱在各种情况下发出的气味,是调查行为本身对剥洋葱的人产生的影响”,即去探索底层是如何得到呈现的建构过程,能够所得丰硕。

从方法论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上面提到的殖民主义式的、斯皮瓦克式的以及贺萧式的底层研究简要地概括为“替底层说话”、“听底层说话”和“与底层对话”,它们都在回答底层研究何以可行的问题,并为底层研究如何实现提供了指南。

就“与底层对话”而言,一方面,研究者的身份将从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说的追求秩序的、现代的立法者向促进多元的、后现代的阐释者移动,同时,口述史、民族志、深度访谈与田野调查等手段,都有助于与底层对话之进路所主张的生成性、反身性、情境化和去中心化的研究意图的达到,由此,倾听“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的底层研究的超越与批判面向,才能更好地唤醒、激活并发挥。而让我们好奇的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底层到底会说出什么呢?

二、被污名的生命遭际:诺苏族兄弟和珠三角小姐

在“与底层对话”的本土底层研究中,《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下文简称《我的凉山兄弟》)与《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下文简称《她身之欲》)是两部颇有意趣的学术成果。

刘绍华所著的《我的凉山兄弟》将视线投向古称“儸儸”的少数民族——凉山彝族即诺苏人,在汉化的过程中,他们遭遇到海洛因泛滥与艾滋病蔓延等现代危机。丁瑜所著的《她身之欲》基于在广州、深圳、东莞等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实证调查,关注性产业从业女性——小姐的身份认同,试图理解她们的欲望以及性产业的整体状况。

《我的凉山兄弟》第三章“男子气概、探险与海洛因”讲述了在现代性工程中,集体化改造将诺苏人锢于“‘不文明’、有着奴隶制污名的少数民族”和“‘落后’的农民乡巴佬”的双重污名,之后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带给当地繁荣,向往新生活的诺苏男性走入资本市场探险,却进退失据,在流动、毒品和艾滋病的交织中,度过了自己作为边缘人的成年礼,而这种通过仪式也是国家实验性变迁的隐喻。

从成年礼的角度出发,在传统的诺苏社会,与转换标识明确的女性不同,男性并没有制度性的仪式来象征男童的“转大人”,这样的空白似乎为他们多样而流动的性别实践埋下了伏笔。当地的默会共识认为,走向外部世界的冒险是表达与确证男子气概的不二方式。过去,诺苏男性的日常以狩猎和武艺为重,展现出斯巴达式的尚武精神。历经社会主义改制,当市场化大潮袭来,诺苏男性惟有“出去”闯荡一番,方可证明自己是“有本事的”。可见,流动与胆识始终构成诺苏男性气质的核心。

流动不仅是空间的位移,亦暗含文化的碰撞。“出去”的过程中,诺苏男青年的成年仪式也在悄然改变着,体现为衡量成功的资本主义标准即物质获得,逐步被当地人认可作对男性——主要是青年男子气概的测度,所以“流动到外地的诺苏青年,不论是透过合法还是非法手段挣钱,常会购买手机等东西送给自己和家人”。

接着,有违“常理”的事情发生了。在诺苏人眼中,流动的男青年犯罪并不是什么难堪的事情,不但无损反而荣耀了他们的男子气。坐过牢的诺苏青年的世故表现为见过世面,因为“牢狱可称得上是个多元社会,不少诺苏青年坐监时,居然也学到像是弹吉他等新把戏,返家后还可以现给亲友看,娱乐大家。没错,这些年轻人在哪里能同时遇见这么多来自中国四面八方的人,听过这么多山区农民未曾听闻过的故事呢?” 

事态在诺苏的毒品吸售中达到高潮。鸦片的种植与贸易曾为诺苏贵族和诺苏社会带来显赫与权势,但市场化时期毒品在凉山的复苏,却使诺苏男子经历了深刻的悲喜交加。在诺苏人的地方性知识中,鸦片拥有经济利益、地位象征、时尚意义、社交媒介等多维意涵,“尝鲜”与“赚大钱”分别成为诺苏青年重要的吸毒和贩毒动机。换言之,不同于主流看法,诺苏人眼中的海洛因并非不洁而危险的毒品,反倒是拥有不少积极意义的奢侈品。在刘绍华看来,诺苏年轻男子对海洛因的集体使用和大宗交易,反映出“他们似乎将本质化的性别期待投射到用药和毒品交易之上”的事实。

视线转到《她身之欲》,在第六章“‘性工作’、工作和做小姐”中,丁瑜告诉我们,所有的受访者都宁愿被叫“小姐”,也不接受“性工作者”这一被认为道德中立、且赋权女性的“进步”称呼,譬如一位名叫阿娟的受访者说:

“如果说我完全做性工作,没有其他的,单纯的性,那还可以这样说。但我还做别的呀,不完全只是性,像待会我上班,要喝酒、聊天、唱歌,要考虑哪个客人怎么招待,自己能有多少钱,怎么挣才又不那么累又能多挣点,还有跟老板的关系啊,毕竟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这样说有点太单一了,觉得有点太强调性那方面了,反而不好。”

丁瑜指出,“小姐”作为自我指涉其实是这些女性摸索出的去污名的与性别化的策略。在这些女性看来,“性工作者”一说单质而寡淡,只突出“性”这样为社会所忌讳的成分,类似“卖淫”。相比之下,“小姐”一方面“比较模糊,涵盖性强”,“而且在城市环境中它还是对年轻女性的常用称呼”,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弱化她们的污名”。同时,“小姐”也是都市化的能指,是年轻的代名词,具有现代意味,故而成为了个体“想要变开放、灵活、独立、成熟的欲望”的投射对象。

另外,小姐大多也不认同她们是在工作,因为当下的收入不稳定,不需要责任心和目标,并使人缺少尊严,转而,小姐会使用“玩”、“做生意”和“出来”等解释自己的处境。总之,小姐对流动、变化、不确定的强调,透露出个人遭际的含混、暧昧、困惑。

显然,这些女性没有突破主流对性的刻板认知,所以才拒绝只强调了“性”的“性工作”,但对“小姐”意义的扬弃与创新成为这些女性的欲念和主体性的注脚,“让她们在边缘之中有了挣扎与改变的空间”,而“得以保持自己的尊严”。

接下来,我将选取性别气质这个角度,来进一步分析以上两个片段之于底层研究的意义。这既是因为诺苏男子和珠三角小姐的故事都围绕性别气质展开,更在于下面陈述的性别气质嵌植其中的、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恰和“与底层对话”的底层研究范式对于权力的敏锐保持了契合与一贯。不同类型的性别气质间的等级次序,成为“主流”合法化底层境遇的借口。

三、性别气质的分类与实践

分析两性气质的前提在于:明晰性别是一套由自然、社会与个体互动所型构的操演(performativity),因此性别化了的个性特征即性别气质并不具有先赋的本质属性。瑞文·康奈尔(R. W. Connell)是性别气质(特别是男性气质)类型学分析的集大成者,在强调其可变性、历史性和建构性的基础上,康奈尔将男性气质分为霸权型、共谋型、从属型与边缘型等四种形态。其中,霸权型男性气质是男权制获得合法性的文化动力;当性别与阶级、种族等机制叠加制造不平等时,就会出现边缘型男性气质。

R. W. Connell

多种类型的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共同构成了康奈尔庞大的两性气质图谱。她指出,被强化的女性气质与霸权型男性气质相配合,迎合了男性的利益及欲望。此外,还存在矛盾型女性气质和抗争型女性气质,前者代表大量既不完全接纳、也不彻底拒斥男性霸权的女性,后者则在意识形态层面否认了霸权型男性气质的权威。米米·席佩斯(Mimi Schippers)基于此提出了贱民型女性气质,因它是对被强化的女性气质的潜在威胁,所以被视作反常和异类,成为羞辱的对象。无疑,“贱民”的标签是对携带者的污名,也是对其越轨行为的惩戒。

以上分类都属于理想类型(ideal type),在现实世界,在民族、地区、城乡与性别等差别化机制构成的生活空间中,各种性别气质是稳定和张力、固定和转化、赋权和去权的统一,前述《我的凉山兄弟》与《她身之欲》中的片段便为此提供了经验性证据。

首先需要承认的是,所有的性别气质都是相对的,不论诺苏的男子还是珠三角的小姐,他们各自赞赏或奉为风尚的性别气质,却在更大的社会文化范围内,成为嘲讽与鄙夷的对象。

在诺苏族人聚居的当地社区,拥有支配力量的霸权型男性气质首先包括肯定胆识与流动的传统观念,随后还加入追逐时髦消费的现代文化,如此性别气质输出的行动脚本和认同资源,有助于解释诺苏男子的外出与坐牢经验,以及本地社群对此的正面态度。但是地方上霸权型男性气质的鼓励却造成诺苏男子在全国乃至全球图谱中的边缘,他们的世俗性失败也被编码为边缘型男性气质。地方知识与外部知识的错位和断裂,塑造出诺苏年轻男子独特的现代体验。

对诺苏族整体性的消极想象,如原始、落后和贫穷,提供了理解其民众的基石,诺苏男子的被囚、吸毒与贩毒等经历,不啻为他们的边缘型男性气质提供了有力佐证。但在鼓励冒险、渴望成就的霸权型男性气质主宰下,诺苏男子的意图、取径和全球各地卷入资本市场与消费文化的男性青年有何二致?本土的霸权型又何以化身为外界的边缘型?

就此来说,当地独特的社会经济处境兹是关键,因此刘绍华才将该书的意旨之一表述为“让读者明白这个世界的运作逻辑如何不利于边缘的独特性”。历史与现实因素、社群与国家效应的衔接、较量或并存,演绎出诺苏男青年独特甚而苦涩的成年礼仪。

至于珠三角地区的小姐,她们对性禁忌的挑战和对婚恋秩序的游离,被性别霸权打上贱民般的烙印,成为从属型女性气质的一种。但这些从事特殊行业的女性的欲望并不特殊,她们认同主流的被强化的女性气质,于是,她们对“小姐”的转置与再定义,更多地展现出矛盾型女性气质的意涵。“小姐”一词的模糊和包容不仅反映出女性身份归属的流动与多样,而且拓宽了当事人的生活空间,书写下徘徊于不同女性气质之间的迷茫、踟躇和希冀。可见对小姐来说,内群体认同对外群体认同的重构与转译,成为从主位视角去理解她们现代化际遇的抓手。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每一个文化都有自己的一套自成系统的划分方式”,划分同时创设出被接纳的和被贬斥的要素。在谨男女之防的文化浸染中,性工作本就是溢出传统的存在,对性压制的反拨和对民俗的扰乱等流弊,使性工作者仿佛携带了越轨的“原罪”,其贱民型女性气质也成为淫荡、风骚、肮脏的表征。但这些女性并非被动或消极的傀儡,她们反其道而行之地认可“小姐”的定位,并提出一套权宜、自洽、可说明的解释,来为自己的矛盾型女性气质正名,体现出福柯说的“在结构里面做游戏”的自由——纵然这种超越总是会受到限制。

四、底层研究的图谱

在社会性不平等的结构中,凉山兄弟和珠三角小姐都成为主流排斥和污蔑的底层人群,他们边缘的、从属的性别气质不仅在性别结构中等而下之,还参与进了其整体性的底层身份被制造、被认定、被凝视的动态生产过程。在性别与阶层、地区、民族等变量相交叉的情境中,底层的性别气质提供了底层之所以是底层的索引和说明,其背后则是主流意识形态确立的认知霸权。对此,身居底层的人们或屈从或反抗,既被疏离也在改变,既追求自我之实现也承受恶化之循环,并于此间争取逆转的罅隙——无论那多么渺小乃至卑微。这样的经历刻画出作为底层研究的对象,斯皮瓦克所说的“构成性主体——它们是不可简约的方法论前提”以及“策略性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的鲜活、粗粝与真实。

遭到主流区隔的边缘型男性气质和贱民型女性气质,是规训权力或者说惩罚技术的产物,旨在驱除来自他者的威胁,但越轨其实是“权力的行使本身所不可或缺的”(福柯语),所以它才被默默地容忍了,因而被排斥的性别气质不会存在于隔离、驱逐或捕获它的善感性(sensibility)形式之外。凉山兄弟让我们看到个体在强加的规则面前的脆弱,珠三角小姐则向我们呈现出外来的规训在个体面前的松弛,他们的生活轨道与生命历程,揭示了在市场、国家、全球化等力量的拓殖中,走进底层主体的生活世界,这样的“与底层对话”的底层研究的无限可能与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