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抑郁症相伴的日子

作者:长亭

本来不打算去看病的,一直以为靠自己就能够改变,直到躺在床上什么都做不了,不停地琢磨怎么死才合适的时候,想就算死,也弄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罢,便看哪里还有号源,在某个周末下午,急匆匆挂了一个普通号,强撑着去了帝都的某家医院。
在走廊上候诊时,大家都挺沉默,见到一人满脸挂泪走过,心里又沉了几分。突然不知哪个诊室传来喊声:你意思我在装病?!我这么难受我没事装病?!混着哭腔和愤怒,撞击着耳膜与心。
终于排到了。之前因为怕说不清、说不全症状,遂在纸上逐条下了下来。医生照例先问:有什么表现?
刚拿出纸准备陈述,医生提醒道:你快点儿捡重点说,我这还要开单子呢。于是把困扰最重的失眠、自卑、想死等说了一下,大约自杀倾向是一个“临界点”,大夫又问了“想过怎么死么”“实施过么”的问题,便让去做采血、心理测试和脑功能成像等检查了。
现代医学将人作为一个客体的凝视与规训、从治疗转向预防的过度医疗化等,早已不是什么新话题。生动的、多元的、个体化的感受被标准化为“合格”的、可量化、可比较的指标,这样的经历,大约每日都在门诊和病房不断上演着。
所以,在电脑上面对一百多甚至三百多道心理测试题时,才会有人中途退出,说“我不想做了”。
所以,在排队做脑功能成像时,大家才会调侃“本来就有病,还排这么长的队”“还在这么狭窄的走廊里”。
最后做的检查是脑功能成像,大约一人需要十分钟,大家便闲聊起来,反正都来到了医院,同病相怜,也没什么好隐晦的,反倒自如。有工作压力太大而焦虑的白领,因为“我们同事过来吃了点药,说是挺管用的”,便来了;也有带着才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来问诊的母亲,一个是班级前几名、一个班级后几名,都在忧心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有一位还是老师建议来的;也有特意从别的省份赶来、当晚便要回去的患者,说“都是善良的人才会得这个病”;还有两对夫妻,丈夫陪着妻子过来,不停地小声安慰着……
排了半天队,还没做脑功能成像,又听说四点后不再分诊,普通号的患者别等了,先去找大夫看,便又返回诊室。换了一位医生,大夫说那个检查无所谓了,“你现在不是心理干预就能解决的,必须吃药”“这不是你的错,是病了”,心里好像放下了一些石头,想着不管怎么样,既然决定治疗,那就试一试罢。
看完病又返回去做了脑功能成像,临走的时候同还在排队的一对夫妻告别,丈夫说了句“回见”,心里一愣,想想确实如此。最终不见者,不是好了,便是“坏了”罢。
回来后才想起自始至终,也没问大夫自己到底是什么毛病,大夫亦没说。翻出一堆单子看了半天,大概是抑郁加焦虑。吃药后,副作用猛烈到可怖,每天都“死”过一遍似的。因为对于抑郁症的痛苦陈述很多,也就不赘述了。
这期间,总疑惑自己是不是在“制造”抑郁症。倒不是从社会建构疾病的角度来说,而是想自己是不是为了“疾病获益”,终于还是找了个合理的借口。总看到对抑郁症去污名化、去病耻感的呼吁,可是抑郁症的特殊之一大概在于:病耻感既可以是对于疾病本身,即认为“抑郁症是没出息”,所以不敢接受自己得病的事实;但也可能病耻感就是疾病的表现,即“没出息才这样”,所以自责、愧疚、难过难受得无法接受自己只是生病而已。到底怎样,尚不得而知。
写文章都讲究主旨,说到这里就想,自己到底打算说出什么呢?
比如,抑郁症要及时就医服药的强调并不少见,但患者群中,对药物依赖的担心与抵触也很普遍;比如,对抑郁症患者要多关心、多倾听、多陪伴的建议屡屡出现,可患者一旦生出这样的期待,就可能滑向乞求、贪恋甚至控制与不得的埋怨,不是给在意的人添麻烦,就是让在意的人讨厌而远离;再比如,那些关于抑郁症是“聪明的人”“完美主义者”才会得的疾病、或是“现代都市白领中常见”的症候,虽然有助于对抑郁症的正视,但是将注意力不对称地投向精英,是否忽略了疾病因阶层而分化,治疗的机会也因贫富而迥异的现实?
所以我想,自己记录下才治疗抑郁症半个月的点滴,是想说:不论我们做到或做不到对抑郁症去污名,当走进抑郁症患者群体时,他们的身心体验真的挺难,但也大多不会因此而给世间造成怎样的难堪,他们并不是“怪物”“炸弹”——即使最后选择自我结束,虽然我们极不赞成,但一定也是艰难而痛苦、却又是解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