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性的落地:理解性别效应

作者:莫小年

人生而有性,社会赋之以别,遂制造出最漫长、最精致、最深刻的差异机制——性别。在探究性别效应的道路上,针对“所有的女性都是白种人”的种族盲视,黑人女性主义者发展出了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分析范式。

交叉性的思路始于金柏莉•克伦肖(Kimberle Crenshaw)就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黑人女性所提出的“交叉路口”(intersection)概念,至20世纪90年代,帕特里克•柯林斯(Patrica Collins)又发现了“支配矩阵”(matrix of domination),主张种族、阶级和性别相织相就,经由社会结构的构型而塑造出微观的不平等经验。近年来,交叉性流派不断深化,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新动向。

显而易见,交叉性视角不同于性别决定论,后者以为性别是考察社会不公的决定性要素,与批判父权制的激进女性主义若合符节。事实上,在分化社会(differentiated society),精细的分工创设出弥多的机会和权力,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场域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争夺着不同的资本,使用一副不变的模子去套裁人事物,难免顾此失彼、自说自话,因此交叉性分析更有利于还原真实的社会图景。

质言之,交叉性范式受后现代思潮影响,反对将女性化约为抽象、均质、超越情境之存在的传统做法,强调性别化主体的弱嵌入性(即在建构主体时,性别是既独立又依赖的社会性变量),认为在现实中,性别与种族、阶层、地域等多种范畴的动态互构,实现了权力的运作与再生产,带来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形成和个体/群体不公正遭际的发生。

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提炼与理论的演进,交叉性范式这本“经”在移植中国后还能否“念”得又如何“念”好,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检验的议题。幸运的是,现已有不少视角多维而内容丰富的文本,向我们提供了检视交叉性范式的沃土。采撷其中,以沈海梅所著《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下文简称《中间地带》)、宝森(Laurel Bossen)所著《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下文简称《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贺萧(Gail Hershatter)所著《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下文简称《记忆的性别》)为例,梳理出了性别与族群、性别与生计、性别与政策相互交叉的三种形态及其过程,并以之为窗口,来理解交叉性视角落地后对于理解性别效应的得与失。

性别民族志《中间地带》上篇的第三章“曼底傣泐人族群认同的社会性别思考”聚焦云南西双版纳曼底的傣泐族人,那里女性的装扮十分精美:“傣泐女装通常是紧身上衣,外加一件对襟圆领窄袖衫,下身穿长及脚面的筒裙。出于劳作的方便,裙内通常还穿有黑色紧身健美裤,挑负行走时常常把筒裙前面的部分撩起并系在腰间,以便于大步行走。……女装颜色通常都比较艳丽,大红、大黄、大绿、大紫为主要底色,也穿各色搭配的花色衣裙”,纵然时至今日,潮流纷繁,“曼底傣泐妇女却不为所动,她们认为还是自己的衣服好看”。

不同于显得传统的傣女人,傣男人的打扮十分现代:“我们翻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出版物,关于傣族男子服装,得到如下描述:‘男子服装上着无领对襟或大襟小袖短衫,下着长管裤,多用白部或蓝布包头’。……实际上我看到的曼底傣泐男人的服装是很‘时髦’的,中青年男子上身穿件T恤,或者衬衣,无论劳动还是过节都穿同样的衣服,只不过劳动时穿的旧一些”。

曼底男人的改装始于1960年代,由于“同外界接触增多,在与其他服饰如当时干部们穿的绿军装、蓝色中山装等主流服饰对比下,使得男人们对自己的着装觉着不满意”,心理的转向与物质条件的具备,鼓励傣泐男性“展开了一场相互攀比的穿汉装的改装运动”,他们由此“免除了外出如到乡、镇时因着装的异样而要面对的讥笑与窘迫,并期望因着装的一致而在做买卖、与人交往时不被区别对待,尽力消除因服装差异而同外界的隔阂”。

人类学已多次观察到,少数民族通过男女服饰的不同,来表达与主体民族既接触、模仿又拒绝、对立的矛盾处境。沈海梅暗示向外交流是两性着装差异化的推动力量,一则在政治体系中,曼胞男性的参与机会多于女性,使得“国家政治对男性成员的改造也要超过女性”;二则在现代市场里,男性获得的谋生新技能多于女性,“妇女却仍在维系传统的生计角色……(并且)在生计上似乎变得更依靠男人了”。族群服饰的性别不对称打破了“传统服饰中男女性别服饰均衡的文化规则”,反映出性别权力关系的不公,以及两性异质性与对立的被加剧。

运用主位(族内人)和客位(外来者)的范畴,沈海梅指出在傣泐人中,“时髦”的男人与“守旧”的女人之分隔,是男性客位化和女性主位化的缩影,即男性因“自我认同与自己的主位身份分离”而产生“自我客体化”的效果,女性则倾向“在族群认同中保持着主位身份”,族群认同基于性别而分化,这是“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以来在中国族群认同实践中一直存在的社会性别模式”。

对傣泐人而言,外来的族群类别拥有父权制的“性”品质,建国后国家以族群改造性别、使性别服务族群的运动,构造并巩固了男外女内、男高女低的性别二态,性别与族群的交叉形式可概括为“重塑(性别)”。

傣泐人的建国后经历揭示出族群对性别有意识的改造,禄村在上世纪的历史则诉说着生计与性别无意识的重叠。

宝森的田野考察报告《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之第三章“贸易与审美:禄村缠足的消亡”,还原了缠足在19世纪的浮沉兴亡。回溯既往的人类学文本和女性主义批判,大都在强调小脚的审美价值和男权色彩,认为缠足作为父权制对女性身体的管理,具有控制性财产和确保性规范的功能。不同于此,宝森从政治经济学的视域出发,看到了缠足的经济意味。

实证调查显示,云南禄村缠足的流行与当地棉纺织技术和贸易的发达相关。缠足是一项功能性的身体技术,与“轻”活相容,这类活计需要的身体特征是“快手和慢脚”,具体来说:“轻活应是妇女可以在室内或在有限的身体活动范围内从事的工作。它的圆满完成需要有灵巧的手和迟钝的脚,而且主要是在家里或附近的田里完成的”,巧合的是,纺织业中的“手工”劳动最符合手需灵活、脚不活动与人要耐心的标准,这便带来当地手工纺织的繁荣和缠足的延续。

但是工业革命的到来改变了禄村的贸易与生活,机纺逐渐取代手纺,交通也因轮船和铁路的引进而更加迅速与低价,经济的嬗变“使大宗发货的工厂制品对家庭纺织品构成了竞争,并在19世纪后半期开始取而代之”,由此,女性之技能和劳动的价值被贬损,“经济生存和寻求繁荣的基本问题必然导致人们重新考虑如何看待女儿并使其成为劳动力的方式,这就削弱了给女儿裹脚以便使她在审美和经济上更有吸引力的古老文化准则”。

技术革命和交通革命的联手,敲响了缠足“失宠”的丧钟,家庭纺织生产者在本地和地区纺织市场的竞争力式微,“失去了在家内创收的能力”的妇女,纵使裹了小脚,也“不得不走出家门下田劳动”去了。于是,在“放足”的舆论和规章之外,我们看到了弓形足衰落的另一个原因,一个“土生土长”的原因。

宝森还指出,对手纺的放弃也可能早于工业革命的开展,而与鸦片生产的增加有关。因为种植鸦片强调手巧而非活动,也足够赚钱,所以虽然“插秧和除草是单调乏味的,但却是田间真正的手工劳动。同样,将罂粟剥出荚需要细心谨慎。裹了脚的妻子和女儿可以将其劳动转移到这些活动中而不会面临很大的劣势:她们的价值在于其手而不是她们的脚或背。与此同时,纳鞋或做衣服仍是女性为家人干的活”——这一图景贯穿了整个19世纪。换言之,这些抛弃纺织的裹脚妇女受到务实的逻辑驱动,在田间地头继续着生计与性别的同谋。

禄村与经济史相关的缠足兴衰史质疑了传统妇女缺乏经济价值的迷思,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提出了对缠足的功能性解释和理解女性世界的又一条线索。手纺与鸦片的繁荣向当地家庭提供了接受制造出“快手慢脚”的缠足(由于裹脚的同时伴随着对纺织手艺的习得,因而“慢脚”和“快手”都是缠足的造物)、以及缠足所表征的性别文化的合理缘由,生计的改变则松弛了为女性缠足的优越性,在此,性别与活计的交叉表现出“共变”的特点。

前两则片段发生的位置都居处西南边陲,贺萧的妇女口述史研究《记忆的性别》则将我们的视线引到陕西、带向褒贬不一的集体化年代。在第三章“寡妇(或领导的美德)”中,贺萧发现传统的妇德符号改造了社会主义为革命妇女提供的自我认同。

以关中地区著名的劳模曹竹香为例,竹香1918年生于农家,24岁成了寡妇的她没有再嫁,独自拉扯大一双儿女,并深刻卷进了共和国的建设事业。为应付生活,竹香在丧夫后首先向哥哥学得农事技能,不几年便成为种地能手,她强调自己独立耕地的美德:“我没叫过人,也没雇过人,还怕别人说闲言闲语的话。我邻家那人说都我像没见过这么能干的”。到了1949年,竹香被村民选举为村妇女主任,开始展露她忠诚的信仰、出色的能力和不菲的业绩。自1951年起,竹香先后收获了劳动模范、合作社社长、党支部书记以及“五朵银花”等荣誉。

吊诡的是,竹香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与其寡妇身份紧紧相关。在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中,守节是国家批判并致力于革除的封建残渣,却又是女劳模将国家意图贯彻到地方的有利依托,忠贞寡妇的封建美德使竹香更能为乡民接受,也有利于她的工作开展。换言之,竹香类似古代妇德谱系中的列女/烈女,其劳模形象和寡妇身份成为对国家发展与乡村认同的双重顺应,贺萧指出,“当目标是将妇女拉出家庭范围内并参与到集体农业生产中时——一个与农村有关体面的概念格格不入的举措——那些起到说服作用的劳动模范就必须同时是正直的典范”。

在革命的、进步的妇德之笼罩下,封建的、落后的妇德虽丧失了正统权威,却仍有其工具效益,国家需要对地方的性别规范进行妥协与利用,以使其势力顺利渗入乡村,贺萧由此总结道,“如果没有一个古老得多的代表妇德典范的‘贞妇’形象,曹竹香便不可能拥有革命劳模的身份”。竹香的寡妇角色在村落生活中暗示了她作为劳模的本分和能干,二者的结合那么讽刺却又如此合理。

竹香的事例讲述了性别对政策的悖谬性的反噬。国家介入是中国妇女解放的重要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性别是没有意志的被动对象,相反,政策掀起的风暴不过朝夕,时间上绵延与空间中广延的性别规训却凭借日常生活和心智图式的契合,顽强地践行着其逻辑(这并不否认性别被改造的可能与现实)。一方面,政策重新定义性别,一方面,性别悄悄地修改政策,集体化时期的陕西女劳模就这样在政策与性别的互文中,成为了国家的基层代理人和村庄的本土精英,书写下浮浮沉沉的生命叙事,这里,性别与政策构成“对抗”式的交叉。

从逻辑以及经验上讲,上述三则材料并未穷尽性别和其它范畴相交叉的所有模式,在具体的时空坐落中,性别可与各类变量结成重塑、弱化、共变、无关、协商或对抗等关系,从而发展出各有千秋的宏观安排和各具特色的生命轨迹。但是管中窥豹,我们已经看到,交叉性视角的优势在于揭示了性别实践的多元化与裂变性,交叉性视角落地本土,能够丰富我们对现实的洞察与思考。同时,上面的分析也暴露出交叉性视角对个体的关注相对不足,而唯有对结构的检视与对策略的敏锐有机结合,方能捕捉到现实的跳动脉络,这是交叉性范式的缺憾,也成为其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