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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是如何看待同性恋的?

作者:黑脚松鼠

1838年,孔德出版《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学这个新名词,标志着社会学的诞生。那时社会中还没有同性恋一词,然而从千年以前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到今天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同性恋普遍地出现于世界各地和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直到1869年德国医生Benert才第一次使用”同性恋”一词。Benert将同性恋视作一种疾病,对其冠以污名,此后西方世界为同性恋去病理化和去污名化不断进行斗争,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果。

福柯、布迪厄、吉登斯等社会学家对同性恋的研究兴趣在于同性恋能够帮助他们揭示社会结构、文化和权力的运作。每位著名的社会家都有其理论体系,我们也许能通过各位社会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性恋。

韦伯

韦伯没有直接研究同性恋,如果他要研究,那么同性恋就是他的一个理想类型,是在与异性恋霸权博弈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的理想类型。他究竟会站在价值中立还是价值关联的角度看待同性恋,如果是价值关联的角度那他是支持还是反对,我不得而知,反正没有绝对的价值中立。

提到韦伯就不能不说他的理性主义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认为是人的观念导致了社会的进步,西欧在全世界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之一是宗教改革。宗教是现今阻碍同性恋平权运动的一大阻力,但是宗教和同性恋平权都是比较敏感的问题,这里不多谈。

涂尔干

涂尔干主张将社会事实当作客观存在的物来研究,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举个例子,中国很多同性恋会步入传统婚姻殿堂,被一些人指责是骗婚,这是社会事实。如何解释呢?原因是同性恋面临来自家庭、社会的压力,这也是社会事实。

涂尔干意识到了劳动分工促进了社会向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过渡,世界向多元的方向发展。机械团结中,分工程度低,人的同质性高(比如一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都是农民),社会非常稳定;有机团结中,分工程度高,有无数种工作以及相关的亚文化,非常需要完善的制度规范。同性恋的崛起必然改变婚姻制度,改变生养后代方面的分工合作方式,夫夫家庭没有必要去刻意模仿一夫一妻制家庭。

马克思

据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是反对同性恋的,我没有去考证过。我在此想做的不是以马克思的观点看同性恋,而是看同性恋平权运动。同性恋平权运动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与马克思时代的工人运动有何异同?共同点肯定是有的,那就是两者都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斗争的方式是不同的,工人运动走上了暴力革命道路,而同性恋不能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平权运动只会是以改良的方式进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经济条件,同性恋平权运动大多在繁荣的大城市展开,不可能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

帕森斯

虽然社会秩序、社会结构与个人之间可能存在矛盾,但是在帕森斯的眼中,社会整体是和谐的。同性恋自我意识的觉醒,挑战了现存的社会结构,他们追求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得益于一些同性恋平权支持者的努力,性取向成为了和性别、年龄、种族等一样的结构性因素,而在一些国家,他们认为同性恋是不存在的,他们想建立一种没有同性恋的社会结构。

帕森斯晚期从唯意志论倒向决定论,强调社会结构、社会规范对个人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目前的社会规范之一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确实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当一种社会规范让人觉得受到了迫害,我们是否应该做出改变,塑造新的规范?

默顿

默顿进一步拓展了帕森斯的功能主义,提出了反功能、潜功能、功能替代物等概念。费孝通的《生育制度》是功能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婚姻在社会中承担着重要的正功能,比如繁衍和养育后代。如果婚姻制度要瓦解,社会必然需要有能承担这些正功能的其他事物(功能替代物),或者社会不再需要这些正功能,但目前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

若是对同性恋进行功能分析,也许有不少人只会想到同性恋的反功能,甚至想到”同性恋会导致人类灭绝”。但对同性恋进行功能分析是不恰当的,因为功能分析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人类创造的文化、制度等,而同性恋并非人类创造的。因此,我们只能对围绕同性恋的制度、规范展开功能分析。

米尔斯

米尔斯对强调社会整合和社会秩序的功能主义最早进行批判,他不会站在全人类的高度看待同性恋,而是会关注同性恋的个人需要,批判现存社会结构对人的压抑和阻碍。

达伦多夫

达伦多夫研究社会冲突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男性与女性、异性恋与同性恋以及不同阶级之间,冲突是如何产生的?什么因素影响着社会冲突的强度?同性恋没有特别受到异性恋的经济剥削,而是往往被误解和污名化,同时社会缺乏对两者的冲突进行调节的机制。同性恋需要更多地表达自己,让社会更好地了解自己,这是解决冲突的一条途径。

霍曼斯和布劳

霍曼斯和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无法解释同性恋的形成,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待同性恋内部以及同性恋与异性恋的互动。布劳在《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中讨论过爱情,他将吸引力视作一种交换资源,将爱情视作一种交换关系。生活中有一些直男直女确实将爱情看作一场交换,讨价还价,比来比去。还有一些父母也把自己与孩子的关系看作一种交换,认为自己生养了孩子,孩子就应该给予回报,听父母的话,却不顾孩子自身的心理需求。但是,爱情、亲情并非纯粹的交换,无法用物质报酬来衡量。一些人总是去想同性恋有什么害处(或者好处),也许在他们眼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利益交换关系。

布鲁默

社会中的一切都可以作为符号。一位gay留着长发,这就是一种符号,异性恋对这种符号的解读可能是”这位gay真是太娘了”,而这位gay的解读可能是”留长发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很豪爽,你没看过《天龙八部》里胡军扮演的乔峰吗”。这里的”娘”和”豪爽”,有着大相径庭的含义。布鲁默认为,每个人都会对符号(长发)赋予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与他人互动,同时在互动过程中,符号的意义是可以得到修改的。异性恋认为的同性恋越多,他们在认知上发生的变化也就越多。

戈夫曼

社会是一个舞台,所有人都是演员,都带着面具–社会公认的价值观、规范和标准,试图达到期望的效果。同性恋迫于社会压力,有时不得不在前台扮演异性恋的角色。

吉登斯

同性恋平权运动是现代性的结果,还是现代性的体现?我在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中想要找到答案,厘清同性恋平权运动与现代社会的关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任务。

翻译吉登斯的《亲密关系的变革》,你会发现历史上的亲密关系与如今并非完全一样。避孕技术的出现导致了亲密关系的一场浩大变革,而随着如今人工生育技术的出现,婚姻的生育功能逐渐式微。以往的婚姻是为了家族的延续和国家人口的昌盛,而自自由恋爱取代父母包办婚姻以来,婚姻当事人的个人幸福与快乐成为婚姻的首要动机,婚姻的基础在于爱情而非性别。同性婚姻即是亲密关系变革的产物,又进一步推动着亲密关系变革。

福柯

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不正常的人》中展现了他对同性恋的兴趣。所谓疯狂史,也是精神疾病治疗史。同性恋曾经被当作一种精神疾病,被迫接受惨无人道的治疗,而福柯奋起反抗,呐喊着指出疯狂史就是迫害史。

福柯在接受《同性恋之足》杂志访问时,流露出某种类似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他说:”通过同性恋,我们能够建立、发明、扩散和调节哪些关系?问题并不在于发现自己性欲的真相,而是利用性爱去创造多种新型的关系。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同性恋并不是欲望的某种形式,而是一种令人向往的东西。”

布迪厄

布迪厄论述性别不平等的《男性统治》有一章附录,《关于同性恋运动的几个问题》。我反复读了几次,不知是不是翻译问题,我觉得我没有读懂。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是一个重要概念,我看的那本书将其翻译成象征暴力。

我想以两性关系来说明符号权力,男性向女性灌输”女人应该为男人传宗接代,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等观念,对女性进行思想文化上的控制,而女性(尤其是封建时代)内化这些观念,将自己的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权利都交给男性,让自己成为男人世界的附庸。这就是符号权力,女性是男权主义的受害者,也是合谋者。

异性恋霸权也是一种符号权力,异性恋要求同性恋接受自己的道德观念,比如不结婚生子就是对父母不孝。一些同性恋内化了这些观念,藏于深柜,他们不仅是异性恋霸权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合谋者。但是,同性恋需要知道的是,同性恋不是异性恋世界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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