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s "Enter" to skip to content

社会学想像力的历史维度

本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岳天明

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16—1962)是美国文化批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把冲突理论与对社会秩序的批评结合起来,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激进社会学家。本来,在美国,大体归因于学科基因和历史传统,社会学思想性的反思在纯技术化的实证路径中总是处于边缘地位,但米尔斯的出现,让批判意识在美国社会学界较为乏力的状况得以极大地改观。不过,他愤世嫉俗的态度和立场与强烈的学术批判意识使他与美国社会学界格格不入。他自己总处在美国社会学界的边缘,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个学术的“局外人”和“社会学中的流浪者”。

批判意识激发社会学的想像力

在米尔斯看来,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政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论断已经成为人们谈资的主调,质言之,这其实就是个体困扰的社会集聚。“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的时代问题已由经济领域渗透到个人的日常生活,从而成为一个“焦虑和淡漠的时代”,按照合理性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并未成为增进自由的有效手段。更重要的是,人们并没有将对自由与理性构成威胁之物明确地表述出来,这缘于阐明它们所需要的基本能力与心智品质的逐渐退化乃至缺乏。米尔斯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将技术的昌盛作为人类品质和文化进步的标志,否则社会上流行的只能是毫无快乐的“机器人”。

米尔斯提出“社会学的想像力”这一概念,就是预想能够变革社会科学研究的已有取向,以摆脱社会学面临的学科危机。对于个体来说,借助于社会学的想像力才能够理解自身的命运和生活机遇,也才能够促发探究个体在其存在的社会和时代中意义之所在的冲动。这样,人们就会突破原来置身于其中的狭小空间,在新的思维方式的引领下,重新焕发评估各种价值的好奇心和反思力。他据此预言,社会学的想像力会取代其他方法而成为学术的共同尺度。他吁请人们能够将私人问题上升为公共论题,重新回到社会学的允诺和抱负上,再生社会学的道德本质。

“社会学的想像力”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是为了汲取经典社会学家的智识,另一个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方面缘于米尔斯对美国客观社会现实和学术研究现实的不满。米尔斯指出,不同的“社会科学家”在各自的不同领域内进行研究时构建了不同的传统,这其实是一种学术的不自信,它表明在社会科学家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焦虑。更为可怕的是,许多社会科学家还没有这种焦虑的意识,这导致目前的许多研究不过是矫饰的平庸之作。他既反对把社会科学当作一套以“方法论”自居的科层式的技术手段,也反对深具隐晦特性的概念堆积,更反对社会科学失去道德意义的追求。他把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的久而成习的偏向概括为“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形形色色的实用性”“科层制风气”和“科学哲学”,并指出当前社会研究的危机正是这些顽疾造成的。如若不从其中走出来,社会研究就不会找到摆脱危机之途。米尔斯对美国社会科学界和美国现实社会的批判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达到高潮。事实上,他几乎在其全部有影响的著作中都融入了这种批判意识。

以想像力应对“社会学的危机”

1951年出版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被誉为“具有远见卓识的启迪著作”,较早地贯彻了他后来提出的“社会学的想像力”。那就是将个体置于其生活的时代潮流之中,将自己置于同属一层的他人生活的机遇当中,勾勒出白领阶层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结构的简略草图。“白领”作为新型的表演者,他们的存在早已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追求和人生体验。不管是白领阶层的顶层工业界巨子还是管理官员和办公室文职人员,都以最公开的方式负载着我们时代诸多的心理问题。米尔斯甚至认为这是一个“梦游的时代”,他从社会的结构维度和时代的时间跨度去理解美国政治异化的深刻主题,预设了他后来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所强调的主要维度。

1956年,米尔斯又因“权力精英”说轰动整个美国学术界。他指出,由军界领袖、企业富豪和政治董事组成的权力精英控制着美国大众社会。这个社会的一切重要决定就是由这些极有权力的人们组成的小团体做出的,而他们权威的唯一基础即在于物质上的成功,而他们在文化上实际上是非常贫穷的。这些权力精英在成功之后反过来又成为美国保守主义的代言人,从而反对普通民众关于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吁求。这种保守情绪的蔓延造就了高层的不道德,进而使美国社会弥漫着“时代的道德忧虑”。美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决定了普通民众丧失了有效决策的权力。他据此明确指出,美国并非一如它所标榜的那样是自由和民主的国度。

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危机”,不仅仅是学科内部的危机,更是学科本身和外在社会现实之间应对能力缺乏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的危机其实也是社会科学的危机。这样的认识和定位会有助于我们获取些许的“共同体意识”从而获得通过群体探究走出危机的信心和力量。要走出危机,社会学本身也必须变革,即走出“二元论精神”。要认识到,即便是在纯粹的变量和社会数据中也渗透着复杂的社会结构因素,要对所使用的数据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要减小对社会学视角的扭曲,拓展学界对日常生活和社会景观的关注,以激活我们理解和解释文化这一概念时所拥有的充分潜力。恰如吉登斯所言,社会学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应该是它的优点而非缺陷,这在认识和研究人类社会行为和制度的多样性时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人们对于社会学的谴责和围攻有助于社会学的生存,那么重塑社会学的想像力就是极为迫切的需要。这是社会学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谁曾想到,近60年前,米尔斯在美国社会学界的“另类”登台带来的却是人们对于社会学学科的常态化反思。

将历史维度带回社会学

如今,细细品读米尔斯的著作,我们依然会深切地感受到前辈思想的深刻,因为经典著作自有它的参照性和范本意义。只有借助于这种意义,我们才能有效地反省自我认识并发展出新的认识。米尔斯深刻地意识到,美国社会学正是在摈弃了历史视角的前提下迈入了“科学主义”的方向,这种反思性认识是极为重要和深刻的。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时指出要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并呼吁要将中国传统文化纳入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之中。这其实就是一种深刻的学科反思意识。

在中国,社会学有着悠久的学理依据和传统,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指导,以历史的维度和辩证唯物的视野来洞察和深入挖掘社会学的本土资源,不断拓展社会学的传统领域、不断丰厚社会学的传统神韵。国内已有学者明确指出,需要将历史维度带回社会学。在笔者看来,我们应该全面品味这里的“历史维度”而不应该仅仅将之局限于“社会学的想像力的维度之一”这样的层面。比如说,有没有必要及该怎样去认真分析和反思社会学学科(包括西方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本身的源和流?如何深挖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社会学资源?等等。如果说,社会学的想像力的要旨之一就在于实现很大程度上的人文性的话,则这样的反思自不多余。

其实,米尔斯的批判意识就是一种学科视野和分析的反思取向,这是中国社会学(包括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发展和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然不能缺少这种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应该具有的反思意识,并愿意借拙文再次指出,这样的反思取向和意识无疑会发展和繁荣中国社会学的当下研究,也将会是未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显著趋势之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与社会活力研究”(16BSH03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