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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亲职”:阶层、性别及情感

作者:莫小年

对于母职的研究已有不少,诸如“密集母职”“经纪人化”等,本文将父职等涵盖进来,组成“亲职”。对于亲职,如果我们不只是将它当作一个因变量,那么在现实中,阶层对亲职的影响力便值得玩味了。

最近正在艺考,身边有几个例子,在此介绍一二。

A属工人阶层,父母月收入加起来七八千。艺考报名了北京、南京等地的学校,一般通过火车抵达各个高校。但因从南京到北京的时间紧张,便“头一次坐了飞机”。

B和C也属于工人阶层,父母月收入合计同样不达万元。但是两家的孩子从小习惯了花钱大手大脚,所以去各地考试都是飞来飞去的。家长谈起,直言“没办法”,这样的艺考“太费钱了”。

D的家庭情况要比上述三家好得多,父亲是银行高管,母亲在企业中担任小领导。D参加艺考时,每次都是坐飞机。不同的是,B和C的家长会特意强调坐飞机这一选择,并感慨其花费的不菲。D的父母则不然,对于D一家和旁人来说,D坐飞机都是自然而然、理所应当的事情——就如同A大多数时候坐火车一样。

由此,我们得到两个命题:亲职具有阶层化趋向;不过,亲职的阶层化,有时是通过反阶层化来实现的。

先来说第一个。亲职的表现因阶层而分化,亲职意味着对子女的养育,在养育的投入方面,阶层高者所能给予的资源、获取的信息、规划的路线等,都不同于并且优越于阶层低者,这构成了社会等级的阶序再生产的一种方式。

但阶层低者的向上流动之欲和拳拳爱子之心,在独生子女政策施行、消费社会渗透等的宏观语境中,又会促使他们表现出反阶层化的一面,换言之,家长力图给子女提供最好的成长环境,所以亲职扮演不仅会不遗余力,而且要“超常发挥”,“别人有的,我家也不能落下”,就像B和C的家长那样。

但亲职的阶层化同样在此得到了体现:对于家庭经济并不富庶的B和C而言,坐飞机是一桩值得说道的“大事”,它超出了家庭经济的常态;于D则不然,对她来说,坐飞机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根本不会成为“新闻”,不值得特意提起。

家庭经济学的大师贝克尔将孩子视为耐用消费品,不停地“剥削”父母。我们不妨由此接着说:子女要父母投入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来养育他,而他“回报”给父母的,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符号资本或者说象征资本,从而使父母得到满足——对角色的成功扮演(比如孩子通过了艺考),由此,平衡了亲职的天平。

亲职的阶层化,消费或者说市场等系统性设置对日常生活的殖民自然是一个动因,老龄化与少子化的人口事实也难辞其咎:前者使父母能给的越来越多,后者使子女可要的越来越多。

虽然上文将母职与父职合并而未做区分,亲职的性别分化还是显然的。据观察,父亲在“大事”上的拿捏通常会影响甚至决定其结果或走向,这使父亲/男性的权威得到了体现、确认与复制,也强化了母亲/女性“婆婆妈妈”的印象。

亲职的“职”一字,意味着外来的、异己的、社会性期待。这表明,为人父母不仅是想要做的一件事,而且是必须做、并且有一定标尺的事情。

但做父母不单是一项冷冰冰的职业,它更是情感劳动或者说关系性的工作。情感能量是粘结亲子关系的重要媒介,它既有个体独特性,也不乏社会规定性,社会文化规范着情感的指向、表达与实现,即撰写了情感剧场的脚本,比如纵向看,60后的父母会觉得80后90后的父母要不不会带孩子,要不一点儿不心疼孩子,而横向看,那则流传挺广的小故事——不同国家的父母对待孩子摔倒了的不同态度,就是例证。

最后来说一个有点儿沉重的话题,来自得了抑郁症的伙伴。抑郁症可能导致自杀,由此出现了两种声音:其一认为打算自杀就多想想父母,父母把你养这么大,你不心疼自己的父母吗?其一则恰相反,以为自己是父母的拖累,活着那么难过难受,自己走了才能让父母解脱,“长痛不如短痛”。后者被批得比较“惨”:一家人相亲相爱,你怎么能替父母决定什么是“痛”?!

对此,我没有答案,只祈盼生命无痛,生活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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