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如何介入社会:社会趋势研究

文 / 叶涯剑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网

1929年的大萧条是人类经济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危机之一,相关研究汗牛充栋,主要涉及其起因、破坏性、经济后果、政府政策、社会心理,甚至与世界大战的关系,等等。但与此相比,少有人关注当时的社会科学家在做些什么。其实社会科学家曾经对大萧条时期美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这就是1929—1933年间进行的“社会趋势研究”。

该项研究的发起者是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胡佛1929年3月就任总统之时正值美国历史上的“柯立芝”繁荣时期,社会一派欣欣向荣之像,国库充盈,前景光明。谁知半年之后华尔街股市崩盘,繁荣期告终,大萧条拉开序幕,并成为胡佛任内的主旋律。尽管胡佛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持续低迷的经济状况让他在连任竞选中落败。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总统对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间接影响。

胡佛一直很看重技术专家在政府运作中的作用。早在担任商务部长期间(1921—1929),他就被任命为“1921年总统的失业问题委员会”主席,主持了一项名为“美国当前经济变迁”(Resent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的研究。该项研究主要针对经济领域的问题,并于1929年出版了两卷本的研究成果。在担任总统之后,面对大萧条的危局,胡佛期望更大型的研究项目,要求对美国的社会趋势进行全国性调查,此即“社会趋势研究”的由来。胡佛于1929年12月任命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胡佛总统的社会趋势研究委员会”(President Herbert Hoover’s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Trend)。这两个委员会的差别在于,前者由商业、农业、劳工、行政部门的主要代表组成,只有小部分人是专业学者,而后者的成员是清一色的社会科学家。

社会趋势研究委员会的主席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卫斯理·米切尔(Wesley Mitchell),成员包括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哈佛大学职业健康问题专家爱丽丝·汉密尔顿(Alice Hamilton)、北卡罗莱纳大学社会学家霍华德·奥德姆(Howard W. Odum)、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William Ogburn)等知名社会科学家。在调研方面,奥格本担任研究主任,奥德姆为研究主任助理,调查团队包括100多位职业社会科学学者。调查指导委员会包括历任的美国经济学会、社会学会、统计学会、政治学会的主席等富有成就的学者。毫无疑问,这是美国历史上由政府组织的最大规模的社会科学学者团队,可以说前无古人。

这项研究也规模空前,应该算是世界上最早在国家层面上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的社会调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研究提供了56万美元的资金(当时来说是一笔巨款),多个联邦机构、私人研究所和组织、个人提供协作,光是研究报告的致谢名单就印了13页。整个研究持续了3年,1933年1月该委员会发表了长达1568页的最终报告,命名为“当前社会趋势”(Resent Social Trend)。该报告由38位权威学者撰写的29个实质性章节组成,1933年在纽约以两卷本的形式出版,其中的专门内容还分为13本专著单独出版。报告内容涵盖当时美国的人口、通信、教育、城市、农村、种族、社会生活、妇女活动、劳工、艺术、健康与环境、公共行政、联邦政府等方面,是了解到当时为止美国社会各方面发展状况的一个信息宝库。

社会趋势研究可以说是当时美国社会科学界的一次大检阅,社会科学各专门学科统一在一项专门的社会研究项目下,运用各自的专业方法、概念和理论对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全景式考察。在此之前,美国的社会调查要么是记者或学者进行的单项主题研究,如贾各布·里斯(Jacob Riis)1890年进行的贫民窟调查、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1904年对公务员腐败行为的调查;要么是对某些局部进行普遍性调查,如1909年的匹兹堡调查、统计学家卡罗尔·赖特(Carol Wright)在1885年任美国第一任劳工专员之后开展的一系列社会统计活动。这些调查或者是较为个人化,或者是缺乏系统理论的支持,或者是局限于小规模地域,无法达到全面展示社会状况的程度。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调查的目的各异,它们在科学研究水准上有所欠缺。而社会趋势研究体现了当时美国社会科学达到的最高水平,可以说是社会科学学科群体介入社会现实的第一次“团体操”。

公众(特别是政府)需要社会科学来处理社会问题,这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认识。但这种共识形成的时间并不长。现代社会科学自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产生以来,到19世纪晚期才臻于成熟,开始在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美国的社会科学从19世纪后期开始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对美国社会进行了越来越积极的界定、分析和理性规划。到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社会科学已经可以提供权威的美国社会意象,社会也开始按照社会科学的结论来进行管理和决策。这也是社会趋势研究的基本社会背景。

胡佛在任商务部长期间主持的经济变迁研究也正是顺应这种潮流,致力于利用社会科学的产品即社会知识,来对美国社会进行重新定义。在大萧条袭来之时,胡佛更是相信“这个国家需要在社会领域采取更多的行动”,为此设立了社会趋势研究委员会,对美国的社会环境进行一次科学调查。这次调查也成为美国社会概念化的重要一环。这个委员会创建了一个被认为比以前的美国社会概念更全面、更真实、更客观的社会概念,并揭示了20世纪美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但是,相信公共政策的起点是对社会事实进行系统收集和客观研究的胡佛,在完成了研究计划之后却未能解决大萧条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其中原因很多,而未能满足社会趋势对国家治理的要求,也许是其中关键的一点。胡佛所处的时代是美国自由放任的19世纪与政府积极干预的20世纪交叉的时代,积极政府理念正处于上升通道,大萧条更是对此进行了强力助推。而胡佛的思路仍然执着于政府少干预,尽量靠市场来解决问题的路径。因此,与其说他被选民抛弃,不如说他是被时代抛弃的。当然这是后话了。

社会趋势研究处于这样一个过渡的时代:社会科学已站在解释社会现象、指引社会活动的起跑线上,而宗教、道德、习俗等传统的思想力量已经式微。这项研究也以自己的宏大规模和巨细无遗宣示了社会科学全面接管社会解释体系的野心。应该说,这确实是现代社会的潮流。今天社会科学不仅在各个层面的社会活动领域都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话语。然而,如何发挥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却还存在着很多误解,澄清这些误解,才能避免社会科学步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