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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社会学时期:一个社会学名家辈出的时代

读《社会学家的肖像——基于古典时代(1830—1930)的考察》

文 / 高志奇,延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社会学家的肖像——基于古典时代(1830—1930)的考察》,姜利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文中标注页码引文皆引自本书。

按照时间顺序,以不同时期社会学的特征为主要划分依据,社会学发展史可以分为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当代社会学三个阶段。古典社会学时期是社会学的初创时期,这个时期的时间最为悠长,从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在古典社会学时期,社会学舞台上活跃的主要是社会学家个人,社会学的中心主要在欧洲。现代社会学时期,从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这个时期的社会学主要指的是美国社会学,而社会学的中心也由欧洲转移到了美国,同时社会学界的代表人物也主要是美国学者,且形成了社会学的各种流派,如功能论、冲突论、批判论;等等。当代社会学,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社会学的中心又开始转向欧洲并向世界其它地方全面扩展开来,社会学的世界化趋势愈益明显。关于社会学的发展历史,古典时期最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而且这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学名家个人的学术特色比较鲜明,每位社会学家对社会学都有自己独到的个人见解。也可以说,他们有共同的志向和夙愿,依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经历,提出了不同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西方社会学是伴随着西学东渐传入中国的。社会学之所以被引进到中国,是中国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主观需要,是中国社会现实的客观要求。社会学诞生于法国,与法国大革命造成的社会震荡,而这种前所未有的震荡对当时法国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是有直接关系的。时代需要呼唤一门新学科的诞生,这是社会的客观要求,而孔德优秀的个人特质是那个时代恰好所需要的,于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就成了孔德。与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相比,古典时期的其他社会学家,他们的工作,也更多是为社会学正名,以论证其存在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古典时期的社会学是在正名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学面临的认同危机一直伴随着社会学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就被取消,1979年恢复重建。经历了40年的发展,社会学在今天也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认同危机。与西方社会学相比,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学界更多直面的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直观问题,从而较少将目光投入经典思想家们的论述之中来,甚至很少去梳理经典思想家们的逻辑表述,致使大多数理论研究成果难以‘逃避西学之说的复制痕迹’”(自序P3)。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理论研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产出高质量的成果,它需要较为长久的坐冷板凳。而置身于急功近利的科研氛围中,面对短则一年,多则三年的科研考核任务,几乎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做理论研究。总之,做理论研究不容易,既费时,又出成果难,一般研究者不会选择做理论研究。这样,就造成理论引用别人的多,自创的少。

《社会学家的肖像——基于古典时代(1830—1930)的考察》,对古典时期的七位社会学家的生平、学说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到中国社会学大家谢立中、洪大用、成伯清、文军等教授的赞赏,并一致推荐大家去阅读和学习这本著作。能得到中国社会学界大家们的赞赏和推荐是不容易的,这不仅是简单的对这本著作的认可,更是对中国社会学新秀的赞扬,一定程度上标志着80后的中国社会学学者开始在学术舞台上崭露头角。而同为80的我,自然深感惭愧与汗颜。

读完《社会学家的肖像——基于古典时代(1830—1930)的考察》,确实能深切感受到作者自己的独到见解。可见,作者在写作本书时,还是下了很大功夫。关于社会学的知识,作者认为“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什么是社会学的理论,这些理论有建构的方式吗?第二,社会学处理的主要议题是什么?第三,如何整体地去认识已有的社会学知识?第四,有没有合适的方法去延续这些知识?”(P1)。这四个问题搞清楚了,对于社会学就有了基本的把握。对于什么是社会学的理论,即要求理论应符合社会学的特性,证明某个理论是社会学理论,而不是其它理论,“对社会学理论的理解应转化为社会学共同体如何认识理论的问题”(P2)。对社会学理论的建构,无外乎演绎和归纳两种方式,这主要看起点在哪里,是先观察还是先验证。第二个问题,社会学处理的议题,即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命题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社会学家给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但“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影响最为重大。第三个问题,如何整体认识已有的社会学知识,作者详细介绍了乔治·瑞泽尔的三大范式: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难看出,“瑞泽尔的三大范式类型并没有将主流的社会学传统都纳入认知传承的体系中”(P9)。当然,全部囊括进去,那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现在大家所默认的三大范式是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代表人物分别是迪尔凯姆、韦伯和马克思。第四个问题,社会学知识方法的延续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永远都找不到标准的答案。如何理解文本并延续文本,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更有不同的做法,但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化解每个人都认为的‘有意义而实际无意义’的尴尬”(P13)。现在,很多人都在做着仅是认为有意义的事情,而实际却一点意义都没有,做研究也存在这种问题。所以不能为主观认为的意义投入太多精力。这不仅是在浪费时间,更是在浪费生命和资源。

孔德提出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或许这与他的数学成绩优异有直接关系,至少数学不好的人,不会也不敢有这样的想法。孔德有着自己独立的观点与见解,是一名刺头学生,这最终使他不能完成大学学业。不过,这对于他来讲,或许并不是一件十分了不得的事情,否则他自然会退缩,迎合学校的要求。孔德一生,深受圣西门、卡洛琳·玛森、克洛蒂尔德·德·沃三个人的影响,他的个性注定他无法与圣西门一直合作下去,而他对底层人士的同情,也没有给他带来幸福的家庭生活,更糟的是,他的爱情也是柏拉图式的,且时间尤为短暂。这样的人生,注定他不是一个幸福的人。或许伟大的人总是要承受一般人不曾承受的痛苦和无奈,这样他才能做出不一样的伟大业绩,而“孔德的学科发展序列的贡献在于,它为社会学的存在谋得了一份应有的科学地位”(P26)。对于马克思,确实既熟悉,又陌生,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指导思想,中国学生读书后,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所以但凡义务教育毕业的,都对马克思略知一二,而其他受过更高教育的人,就了解的更多了。马克思一直不认为自己是所谓的社会学家,这是因为他不认可西方社会学的观点,但是他著作中的社会学思想,注定他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思的一生非常艰辛,不仅要承受经济上的窘困,还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颠沛流离的生活,由于他的学说观点不能被当局所容,所以驱逐他自然就成了政府的职责所在。斯宾塞是不幸的,但更是幸运的,体弱多病的斯宾塞,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却有他的父亲和叔叔教育他,当然,他所受的教育比较片面。与马克思不同,斯宾塞对经济上的考虑无需太过担心,因为他的“叔父去世后给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P73)。有了这笔丰厚的遗产,他便可以放开手脚做他想做的事情。斯宾塞后来得了“神经官能失调症,从而无法集中精力进行阅读和写作(P73)。据说,孔德以自己人生的经历和体会,给斯宾塞开了一个药方,那就是建议他成家,这个药方我觉得非常好,遗憾的是,斯宾塞并没有听孔德的。斯宾塞未受过正规教育,却有大量的作品问世,而且他在有生之年,也享受到了殊荣,与其他很多学者都是去世后被追忆相比,斯宾塞非常幸运。此外,虽然斯宾塞体弱多病,却也很长寿,这也许与他从事的研究有关,即社会学给了他很大的精神力量。对于斯宾塞来讲,最大的遗憾,莫过于终身未婚。

提到迪尔凯姆,就会立即想起他的《自杀论》,他是实证社会学的践行者。“聪明好学的迪尔凯姆在埃皮纳勒的中学时代成绩一直很好并获不少表彰,这种光环无形中激起他的雄心壮志”(P99)。可见,生活时代造就了他的使命担当和个人能力。后来,迪尔凯姆成为法国大学的第一位社会学教授,这充分证明了他没有把雄心壮志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付诸了实际行动。迪尔凯姆“开创了随后以‘社会学主义’为准则的年鉴学派,算是西方古典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一位承前启后的社会学家”(P131-132)。迪尔凯姆使社会学停止了流浪漂泊,他是“学院派社会学的奠基者”,让社会学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同是犹太人,齐美尔显然没有迪尔凯姆幸运,他的才华与不得志的巨大反差就是证明。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显然要比法国强烈得多,所以,齐美尔不得志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生活在德国;二是犹太人的身份;三是太有才华引起嫉妒和不满;四是社会学在德国处于边缘地位。当然,齐美尔自身也有问题,那就是他没有按照当时的规定要求去做研究和写文章,于是大家认为“齐美尔并没有将教学科研的重心放在体制内而是体制外,这种发展方式自然难以引起同仁的认可”(P140)。尽管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却给我们一个警醒,即体制内的衡量标准是否科学合理和唯一。现实的情况是,体制有体制的好处,同时也有它的弊端,在今天亦是如此。值得庆幸的是,“社会学的后来者并没有忘记齐美尔的学术贡献”(P165),于是我们不仅知道他,而且知道他非常了不起。同是德国人的韦伯,显然也比齐美尔混得好,在齐美尔申请晋升职称时,韦伯还曾声援过,但依然没有多大作用,改变不了判定者对这位犹太学者的错误判定。韦伯是一个各方面要求都很高的人,比如婚姻在他看来必须是生活和精神的匹配和统一,二者缺一不可。“1897年的家庭事件处理,让韦伯余生一直活在内疚和悔恨之中”(P174)。由于他站在母亲这边并指责了他的父亲,导致他的父亲非常愤怒,选择了离家出走并死在外面,这样一个不可估量的结果自然会加重他的负罪感。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两种性质根本对立的科学”(P179)。这就决定了它们应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许不同的研究方法也有相通之处,但绝不应等同。韦伯在继承的基础之上,开创了自己的研究,他“被视为我们的同时代中人,就在于韦伯所论述的研究对象所形成的思想仍然具有时代的生命力”(P207)。与孔德、斯宾塞、马克思、迪尔凯姆、齐美尔、韦伯等相比,米德最为特殊。米德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米德不是欧洲人,而是美国人,在米德生活的美国时期,美国还无法与欧洲相比,社会学的中心还在欧洲;二是米德的作品比较少,且他的作品除了他的“8篇教育方面文章之外,现在面世的都是米德的学生以及后来者在整理他的讲义时所编辑出来的成果”(P217)。可见,米德的学生非常厉害,若不是有他的学生整理,或许我们就不会知道米德。“正是米德身边拥有一批尊重和理解他的同事和学生,从而使他并没有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最终能够保持那个时代特有的学术思想亮点”(P217)。因此,米德是时代造英雄的典范,他所生活的时代,所拥有的学生成就了他。当然,米德确实无愧于古典时期著名社会学家的称号,这是因为他有自己成熟的讲义和独到的观点,于是他的学生才能有机会去整理他的讲义并将其发表出来。与其他社会学家相比,米德只是“述而不作”。如今的大学课堂,恐怕很难遇到像米德这样的老师,一方面,难以有米德这样的实力;另一方面,学生恐怕也难以接受老师完全按照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去授课,更不要说去整理老师的讲义。此外,米德的学生对米德的作品做了大量工作,却不曾署名,且一般我们只是知道米德的很多作品都是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的,却不会过于关注是那些学生做的这些工作。米德的成就“要归功于他的社会学专业学生布鲁默和科特雷尔等,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和发展,使米德能够成为符号互动理论的重要历史渊源性人物”(P217)。让我们记住他们吧,就像记住米德一样。

古典时期的社会学,由于社会学家生活地域的差异,从而彰显出不同社会学家之间的差异与特性。所以,古典时期的社会学是多元化的。“多元化的古典社会学发展传统,其实还是比较青睐于各自本土的优势理念”(P250)。实际上,不同国家的社会学都有着自己的本土优势理念。那么,中国社会学的本土优势理是什么?中国社会学的传统思想渊源是什么?如何发展中国社会学的本土优势理念?如何把中国社会学的本土优势理念和时代有机结合起来,创立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学,等等,则是中国社会学界需要一直探索和努力做的事情。中国社会学最早可以追溯到荀子的“群学”,严复在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时,就做到了将中国本土优势理念与社会学有机结合起来,所以他将《社会学研究》翻译为《群学肄言》。这样的翻译,是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把西方社会学的专业术语和思想观点,用中国的语言表述出来,从而使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完全中国化。与严复翻译的社会学著作相比,今天我们看到的社会学翻译著作,很多都缺乏中国的语言特色,所以一些翻译著作读起来非常费劲,不容易理解意思,甚至有些在逻辑上都不通顺。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已经40年,四十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学取得了一定成就,“不过这些成果大多数是植根于现实社会情境变迁而衍生出来的相应理论学术成果,而关于弗莱德里奇提出的‘理论之理论’的研究却非常罕见”(P264)。这是中国社会学的短板,也是需要加强和重视研究的地方。一个学科的发展是无数人努力的结果,后人必须站在前人的基础之上,不断学习,勇攀高峰,才能使这个学科持续发展下去。社会学是经世致用之学,转型期的中国,需要这样一门学科,从而可以更好地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继而社会学可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为中国发展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文化教育落后的时代,创造历史是大多数人的事情,而书写历史是少数人,甚至是个别人的事情。今时不同以往,现在是一个书写泛滥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书写一小段历史,即便不能登刊见报,但却可以利用微信、网络等发表自己的见解。在不缺乏书写的时代里,做研究就显得更加艰难。“每一个人成长的背后都会有无数默默关注我们成长的支持者和提携者”(P265)。在此,感谢支持和提携过我的所有人。同时,我还需要继续被支持和提携。想到此,看看现实,一股难以承受的压力瞬间让我感到窒息和压抑。而能做的就是尽己力,不停地学习,或许自己这样独自摸爬滚打,一生都可能是在原地踏步,但只要无愧于心就行。最后,说一句逢迎的话,向姜利标学习,尤其学习他坐冷板凳的精神。唯有如此,中国的社会学可能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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